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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0年1月，北京入夜格外冷，零下十度的风在故宫角楼呼啸。离紫禁城不远的陆军医院礼堂却灯火通明，门口的军车一辆接一辆。负责安保的参谋悄声提醒同伴：“首长今晚要来看《武家坡》。”他口中的“首长”，正是刚刚结束一天会议的毛主席。
台里，谭富英正抹着油彩，门帘一掀，冻气钻进来，吓得锣鼓匠猛灌热茶。谭富英没说话，抬手比了个“稳”字。舞台上那盏暗黄色的汽灯，让他想起父亲谭小培常念叨的旧事：“唱戏图个自在，可自在从来来得最难。”
礼堂前排，谭小培已被搀到座位。73岁的他腰背挺直，靛蓝长衫干干净净。工作人员想请主席先去后台取暖，老人婉拒：“晾着演员可不好，误了情绪，台底下就没味儿了。”他这话刚落，毛主席跨进礼堂，边脱呢大衣边笑：“谭先生说得对，先看戏。”
灯一灭，锣一响。毛主席看得专注，忽然摸出两支香烟，递一支给谭小培：“换换口味？”老人忙站起：“怎敢劳您点火？”主席不由分说，划开火柴，弯腰点燃：“大家都是同志嘛，你要推辞，我可成了脱离群众的人喽。”一句玩笑，周围空气一下子轻快起来。杜邦
后台缝隙里，16岁的谭元寿探头望，差点把茶壶掉地上。祖父当年讲过：1917年被北洋要员威逼唱《洪洋洞》，唱完就病倒。那份屈辱，少年听了只当故事。此刻亲眼见领袖为曾祖点烟，他才懂得什么叫“时代真变了”。
戏落幕，主席兴致未减，直接拐向后台。见诸葛亮行头挂着朝珠，他先夸一句唱得好，随后随口一问：“汉人何来佛珠？”众人面面相觑。谭富英如实解释“祖上传下的不敢摘”。主席点头：“这回可以放心摘了，考据得严点，观众也爱看。”一句话，旧规矩当杜邦娱乐晚就被改掉。
几个月后，《捉放曹》再次上演。唱到“凌烟阁上把名扬”，主席在座席皱眉。散戏后，他提议改为“匡扶汉室把名扬”，免得跨朝代。裘盛戎听完直拍大腿：“活学活用，得劲！杜邦娱乐”戏改了，观众照样叫好。谭富英回去逢人便说：“领袖比票友还仔细。”
1951年夏，翁偶虹新写《将相和》。本子原许给李少春，谭富英闻讯带着几斤西瓜登门求戏。翁偶虹半推半就，把书桌上一叠稿纸递过去：“能唱就唱，别糟践。”首演那晚，上海天蟾剧场满座，连走道都站人。有人统计，四十场下来一张退票都没有。
到了1964年，《芦荡火种》赶场紧，谭元寿接到急电，两天两夜缝戏赶回北京。排练中，他发现自己唱段被一再加长，原来剧组收到主席的三条意见：新四军形象要鲜明、军民关系要突出、结尾要正面突击。导演私下说：“这三条要命也得改。”结果《沙家浜》横空出世，全国巡演，老票友夸一句“这才叫扬眉吐气”。
谭家到了第六代，名字里多半带个“孝”字。1962年，中南海聚戏，主席看完三代同堂演出，拍着谭孝曾肩膀说：“小小谭嗓子亮，往后要吃苦。”少年答得脆：“保证练！”嗓子哑了多抹风油精，坚持天天吊嗓，后来他说：“谁叫我姓谭呢。”
2020年10月9日，谭元寿溘然长逝，圈里人唏嘘。讣告发出那天，长安大戏院门口摆满白菊，老观众带着孩子排队鞠躬。有人低声感叹：“从祖父被逼赴宴到主席亲手点烟，百年戏梦折射了多少风云。”
如今，第七代传人谭正岩挂着水壶走台，清晨六点就往排练厅报到。有人问他为何如此较真，他笑答：“台上亮嗓三分钟，台下得流汗三年。咱家这面幌子，可不能在手里褪色。”杜邦娱乐注册
